《苏联专家在中国》读后感

最早看到这本书是前年在广东图书馆，借过，后来因为很喜欢这段历史又买了实体书作为收藏。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

1945年抗日接国共内战时期苏联在东北的活动，特别是苏联在国共局面不明朗的状态下维护自身在华利益又想左右兼顾的动作。

1948-1950年中共开始大面积接管大陆到建国初期，中苏在《中苏友好条约》第一次胁迫与国民党签订及第二次中共主政后胁迫苏方做出让步续签后，在第二次友好条约的基础上中苏开始了初期的友好交流，苏联规模性援助中国也是从这个时间段开始的。

1950-1954年中共一大及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无私的援助，涉及领域包括海军、空军、煤炭、医学、水利、冶金、炼钢、城市建设、高校建设，以及大中专院校规范化建设、各领域中高端人才培养、技工人才培养。在这一时期大量苏方管理人员和专家来华指导，从中央政策的制定到基层一线工作规范的建立都是在苏方指导下完成的。

1954-1957年，中国二大及赫鲁晓夫上台期间，中苏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蜜月期。

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有关对斯大林路线产生异议的报告，导致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中出现了“可以不依附于苏联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想法。

这种想法在共产主义阵营中蔓延开后，各个亲苏国家对苏联的姿态发生了改变，由向苏联学习变成了与苏联平起平坐，甚至开始质疑苏联。

也就是在此时毛与中共给予了苏联充分支持，帮助苏联安抚了小弟。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一股向东方学习、向毛和中共学习的风向，而曾经的老大哥苏联被摆到了一边。

基于这些微妙的变化，赫鲁晓夫急于向社会主义阵营“秀肌肉”，维持苏联老大的地位，而此时恰好是中国国内最需要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的时候。

在这段时间里，赫鲁晓夫尽可能的满足中方提出的一切要求，哪怕苏联内部有不同声音。

苏联各领域的专家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大批量的来到了中国，在基础建设、重工业、黄河治理、舰艇制造、国防建设，甚至是宪法的草案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起草和制定的。

1957-1958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及一五建立的工业基础，让毛和中共认为是时候与苏联老大哥平起平坐了。此时又发生了“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被中方认为是：苏方想占有中方部分主权的事件。导致中苏双方都在调整各自政策：苏方撤回部分苏联顾问，对华派遣的专家也逐年减少；中方开始全面实施“尽量减少聘请苏联专家”的方针。

1958-1959年，是“大跃进”时代，书中详细描述了在这期间中方诸多违背经济周期、科学常识的政策与做法，以及苏方对中方这些做法的反应。期间大多数政策苏方都尽量按中方要求进行，唯独三峡大坝是个例外。在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做出负面反应后，毛的态度由对抗到认错，但群众很难像领导人一样有全面的认识，基层顽固分子仍不在少数。

1959-1960年，中方由于在“炮击金门”事件中采取“独立自主”政策，以及中方在意外获得“响尾蛇导弹”后没有及时与苏联分享还导致导弹本身由于自身技术不够拆解后无法复原，导致赫鲁晓夫受到刺激，暂停原计划向中共提供的原子弹样品及核工业援助。

在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和毛发生当面激烈争吵后，中方又在国际会议上联合小国当众顶撞苏联代表团。

1960年7月16日，苏联正式递交了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即便随后中方照会苏联挽回，仍未能阻止苏联。由此，十余年的苏联对华援助画上句号。

读罢本书，一方面感叹那个年代中苏两国的开创者，即便是因为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走到一起的，但也为中国建国后一穷二白时期的建设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打江山可以，坐江山是靠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才起家的，这点不能不承认。

另一方面，苏联和中共两国领导人在那个冷战紧张的时期，无论是援助还是接受援助，也都是建立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基础上。中国作为刚建成的新国家，保证了有大腿可抱的同时，也保证了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体现了那一代领导人在地缘政治中的智慧。虽然具体操作中受限于当时全球冷战和刚建国的条件下对主权极度敏感，造成了一系列误会，但不否认在当时也只能那样做。

书中反复提到了东北，特别是辽宁的旅顺、大连在苏联的援助下对港口建设、舰艇建设、人才培养的历史，其中旅顺港、大连港、大连海事大学、大连舰艇学院至今仍为共和国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是我为何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原因，让我更多的了解了我的家乡。

这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所著，沈志华教授在苏联解体后通过个人出资搞到大量前苏联的解密资料，所以书中资料详实，不乏中苏高层开会时的对话记录，阅读起来十分有趣，对当时中苏两国地位和领导人的说话风格都可以有一定了解。